六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,这部纪录片扎了高考一刀

2019-01-10 15:20:14 388

1998年的《新华字典》上有一句例句,在如今被广泛传播: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,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,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。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

 

今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,当年的张华和李萍们,命运或许也早已天差地别。因此,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质疑,一方面“阶层固化”的壁垒难以用一场考试来击破,另一面越来越多精英阶层的孩子放弃高考转而留学——高考,真的能改变命运吗?

 

导演郑琼试图用一部纪录片来回答这个问题,她用6年时间拍了三个孩子。让你看到三个阶层,同样是面对“读书”这件事,是怎么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


从左到右:袁晗寒 徐佳 马百娟

 

甘肃,湖北,北京——一部叫《出·路》的纪录片,把这天南地北的三个地方串连在一起。串连在一起的,还有三个年轻人:一个山区女孩,一个小镇青年,一个都市少女。

 

高考,像一道选择题,摆在他们面前,有人连卷子的密封袋都摸不到,有人发誓要在ABCD里挑出正确的那个答案,而有人觉得,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道多选题?

 

这三个人的故事,要从2009年说起。在故事的开始,他们都想要去光明的未来。


导演: 郑琼
类型: 纪录片
片长: 94分




1


 

2009年·农村孩子马百娟

 

甘肃白银市会宁县,野鹊沟小学。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,到达学校。

 

“上学要打工,不上学也要打工,为什么要上学?”那是马百娟父亲的认定。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,直到野鹊沟小学的校长出面游说,她才背上了书包。

 

马百娟的爸爸已经60岁,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,妈妈有智力障碍。年长的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。几个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,就着一碟咸菜,默默咀嚼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

 

我试图从手机地图上寻找野鹊沟存在的蛛丝马迹,一口井,一条路,一间商店,一所学校。然而无论怎么放大,视野中还是一片空白,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,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,好像无人在意。


 

小如棋盘的课堂里,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请马百娟起立读课文。马百娟手捧着课本,眼睛亮亮的,藏不住的笑意。像在最神圣的尖顶教堂唱诗。

 

马百娟在日记里写道:“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,然后去打工,每个月挣1000块,给家里买面,因为面不够吃,还要挖水窖,因为没水吃。”


但高考于她,如同遥远夜空中的星星,你知道它明亮耀眼,但你甚至无法叫出它的名字。



2009年·都市少女袁晗寒

 

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,17岁的袁晗寒晃荡着,和导演聊着天。她骨架纤细,脖子修长,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,被告知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。一天妈妈告诉她,回家了,休学手续已经办好。

 

漫长的夏日白天,她用书和电影打发,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。画中是两个女人,一长一幼,妈妈在旁看了半晌,就走了,把私人的空间留给她。

 

“一代搞制造,二代搞金融,三代搞艺术。”虽然不完全吻合,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。父亲从事房地产,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,钢琴、舞蹈、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,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。


 

“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,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。”

 

17岁,辍学,她逻辑清晰,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。她骑着自行车,转悠到南锣鼓巷,一眼看中一间铺面,两万块一年。“价格挺贵的,但我还能承受。”她租下了这个铺子。

 

她自己筹备开张所有的事宜,跑商店买原料,自己刷墙装修。开张那天,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,她打开了音响,摆出“open”的牌子,弄好风铃,特别的“葡萄奶18块”,被摆放在显眼位置,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。


 

说起未来,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,“不会饿死就行了,也没有人会被饿死”。不会饿死,后面,是有一个家庭会为她兜底。


2009·小镇青年徐佳

 

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,更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。

 

面对497分,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,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,他感觉目眩,怀疑是命运的玩笑。

 

这个家庭,已经被命运嘲弄过一次。那是2007年,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,一天午后,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,连人带车栽下山去。


参加高考,念大学,是父亲的遗愿。于是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,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大学通知书拿给父亲看。

 

两次高考失利,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,冒冷汗,手发抖握不住笔,面对镜头说起时,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、咽口水,最严重时,他甚至想到过轻生。


 

2009年,6月7日8日,这两天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,就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。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。




2


 

2012年·辍学的马百娟

  

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,马百娟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,有电,有水,能吃饱饭。虽然过上了“好日子”,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。

 

学校老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,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,学习也在努力,被哥哥一句“纯粹不想念了”轻轻挡回去。

 

结束了小学生活,马百娟试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她在街头游走,寻找务工信息。一间酒店让她燃起了希望,“工资1000多块”,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,她眼睛重新亮了。

 

——你这么小,为什么不读书?你能做什么?

——我能扫地。

——这里的地面是地毯,不用你扫,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,其他工作也需要技术。


几番对话,让她的心冷下去。



2012年·留学德国的袁晗寒

 

三年前袁晗寒在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,现在的她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。像一切神经敏感的人一样,她永远和环境保持着克制的距离。央美附中是这样,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。

 

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、开讲座,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,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。她不爱去画室,一进画室就感觉胃疼。


很多时候,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,用烟草作为消遣,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,讲着漫无边际的话。


 

2012年·待业青年徐佳

 

总算还有几分幸运,徐佳进入了湖北工业大学,成为村中“祖坟冒青烟”的那个名字。

 

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,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。刚刚大三,宿舍里就在讨论“未来”。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,反馈寥寥。

 

工作难找,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,几经辗转,徐佳把自己“卖给了中电技术”,完成了母亲的心愿,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,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。“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。”

 

一份工作,只是焦虑的开端。




3


 

2014年·已婚少女马百娟

 

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上了。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:“早知道是私人的,给十万块也不拍。”摄制组几经交涉,父亲说,“两万块,继续拍。”马百娟在一边沉默。

 

“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”对她的命运,父亲盖章定论了:“再没有别的出路。”

 

后来,16岁的马百娟,嫁给了表哥。现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,日复一日吸着粉尘,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小学隔壁。


 

2015年·公司CEO袁晗寒

 

从德国回来,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。

 

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。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,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,“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些什么。”

 

同年,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。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,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,她自己喜欢就好。

 

对袁晗寒来说,试错成本是低的。她可以选择学业,选择职业,也可以选择,随时换个目标。



2018年·新晋中产徐佳

 

直到此刻,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,大学、工作、结婚,这个农民工的孩子,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走得更稳。

 

现如今,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,摸上了一点点中产的边,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。虽然他奋斗的终点,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,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,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。

 

被问到阶层的差距,徐佳说“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,但我会努力去改变。”


 



4



马百娟,徐佳,袁晗寒,像是三个阶层的缩影。

 

徐佳曾在朋友圈上说,“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,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”大学毕业前,他想进行一次西藏骑行,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,到现在也没走成。

 

而袁晗寒无法理解徐佳为什么一直无法成行,“他可以先工作,再旅行,然后边旅行边工作。”

 

阶层,就这样被清晰地区分了出来,它无关4000元路费,甚至也跟高考没有必然的牵连,它远在高考之前,就可能影响了人生的出路。



《出·路》的导演郑琼则认为,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,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“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,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,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。”虽然,选择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,显得过分轻而易举;对于另一些人来说,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机会。

 

但如果默认了这场比赛,人生只会被局限在一条赛道上。高考很重要,可以让你在这条赛道上不至于落后太多。但更希望,你可以发现在赛道外,还有绿茵场、看台和什么都没有搭建好的空地。

 

但愿你们能在空地上,找到自己真正的快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