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总是让我跪 我也要高呼万岁

2018-12-12 15:47:52 282

英国作家托马斯·卡莱尔说过: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,不足以谈人生。


因为“深夜”、“痛哭”这些都不是人生的常态,而常态的人生则具有托尔斯泰所说的“幸福的相似性”,让人一览无余以至于有单调浅薄之嫌,按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缺乏“存在的深度”。


一部好的纪录片,就应该是“存在”的勘探者,用镜头为身处常态的人们探测、呈现他们无缘亲历的非常态人生境况,帮人们在感同身受的旁观中拓展出存在的深度和广度。


《生活万岁》就是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电影。90多分钟的时间线,群雕般地铺陈了十几个非常态的人生样本:东北林场的单身护林人,深圳马路上的单车猎人,重庆夜场的舞女,布达拉宫广场蹬三轮的河南老头,上海街头炸油墩子的老年夫妻,黄土高原上去意彷徨的村小教师,武汉站前拖儿带女的单亲妈妈出租车司机,广州街头大排档卖唱的潦倒中年男,病房里绝望地等待心脏移植供体的濒死者……片子甚至都没刻意交代他们的姓名,十几个平凡得名字都可有可无的人,十几个冷暖自知的浮生故事,如同降落在干旱大地上的雨滴,在叙事的行进中相继出现,然后又相继消失。



他们的非常态,不在于职业身份与我们普罗大众有什么悬隔和殊异。人生如萍,命运如风,有人偏安一角于是岁月静好,有人赶上风口于是平步青云,也有人如秕糠簸扬,而不幸跌落在命运的灰烬里,独自舔着身上的伤口。不幸的人生总是各有其不幸:那个每天早起要对着镜子练习笑容,然后穿着臃肿的小丑装,乘地铁奔波在医院病房之间,用滑稽表演逗乐白血病儿童患者的小伙子,自己家里却有两位亲人是癌症患者,“我经常会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明天”。那一对炸油墩子的老年夫妻,儿女生意失败不仅耗光了老夫妇所有的积蓄,还卖掉了他们唯一的住房。寄居在逼仄杂物间的这对八旬老人,在收摊之后还盘算着替儿女把债还完后要租一间更大的房子,好好享受余生,“还完了债,我们得好好活着,我还要去北京看一次毛主席纪念堂呢”。


很显然,《生活万岁》的创作者不是要渲染悲情和苦难,正如这部片子的命名,它预置的基调是明媚的:它纪录了这些人的平凡和卑微,纪录了他们的艰辛和挣扎,也纪录了他们的顽强和坚持,纪录了惨淡生活中的温馨、绝望中的期盼或者信念。总之,它让我们的视线低入尘埃,目击尘埃中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的生活之花。



我在书房里看样片时,尽管时不时被淘气的儿子进来打扰,但我还是能深切而完整地感受到这部片子无锋的锐利,它刺痛了我的麻木,让我产生出一份对那些不认识的人群的歉意,也在心中多了一份对这世界的温存。


我曾经无数次光顾过楼下的路边早餐点,在寒冷的清晨给熟睡未醒的家人带回热气腾腾的豆浆油条;或者无数次从街头卖艺的盲人身边走过,如果兜里有的话我也会往小铁罐里扔下一两张零钞。但是,那些忙个不停的小摊主、那些表情空洞的盲人,他们是什么人,经历过什么,有着怎样的故事,我从没去想象过,更没动过要去了解的念头。他们在我们城市、我们身边的存在,对绝大多数人而言,其实是没有“存在感”的。也许我们潜意识里有一条未曾自觉的界限:我们是主流,他们是边缘人;我们是体面的,他们是不体面的;我们是正常的,他们是不正常的;我们是社会的主角,而他们只是路人甲。


社会学把这叫做对边缘人的“潜歧视”,即便你偶尔甚至经常不乏恻隐之心,这种歧视也是存在的,因为你不能把他们真正当成同类。真正的恻隐或者慈悲,不是一念之仁的举手之劳,而是发自内心地知道:他们是我们的同类,在价值的天平上他们的存在和我们等重,值得我们坐在命运的灰堆里和他们一起同声哀哭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和我们一样真实,如同一片叶子的背面和它的叶面一样真实,尽管阳光和目光往往只倾注在叶面上。他们的生活状态,与我们主流话语更愿意提及和标榜的生活状态,一起构成了一个“复杂而真实”的中国。